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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匹配的问题，开发人员表示其实当我们在手臂上进行横滑解锁时，传感器会根据手指的动作来实时调整投影的角度，不过若是要达到最好的效果，可能还得花上一段时间；至于后者，可能就得期待电池技术整体发生革新会更好吧。不管怎么说，投影交互产品的概念还是十分吸引人的，也提供了一种未来手机形态的可能性。说不定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的“手机”没准儿就会出现在腕上呢？

十年来，和我们走到一起来的，一直在一起的，有很多本地员工的标杆，真正认同我们的文化，愿意和华为共同成长。我们不仅仅征服了这个市场，更加难得的是有了一大批华为的同心人。尽管我们的国际化还不够，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，但我们一直在改进，一直在努力。

政府财政则对每个学徒每年给予原则上不低于4000元的补贴，补贴标准由各省（区、市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会同省级财政部门确定，可根据经济发展、培训成本、物价指数等情况逐步提高。试点中，有人提出光看投入，推行新型学徒制，企业不可避免得增加开销。如何激发企业推行新型学徒制的积极性呢？汤涛坦言，试点中，确实发现企业积极性参差不齐。部分企业重业绩重经营，没有看到技能人才培养对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的长远价值；一些中小型企业在技能人才培养方面还缺乏手段、平台和长远规划；还有许多企业由于生产任务紧、企业与院校距离远、参训人员需要牺牲休息时间等客观原因，对参加企业新型学徒制的积极性不高，也有少数学员会中途放弃。

于是我到欧洲的第一站已经很清晰了，就是德国的杜塞尔多夫（后文简称杜塞），一个我之前未曾听说过名字的城市，一个我未曾想过未来和我会发生这么多交集的城市，一个在华为未来会非常出名的城市。2004年11月，来不及交接完在香港的工作，我就兴冲冲地来到了德国。出发前仅仅给相关客户发了个消息，大意是：我临时出趟差，圣诞节回香港。11月的德国，寒风凌冽，万物凋零，哪有半点欧洲的美丽。难怪我来之前，香港的客户跟我说，夏天来欧洲，觉得这里是天堂，冬天来欧洲，你就不会想再来。更加可怜的是，德国代表处当时在法兰克福，而客户在杜塞，中间隔了215公里，我过了一个月的周一出发、周五返回、连住三天酒店的生活后，心里想，反正客户都在杜塞，集团技术部很多人都在，未来我们要贴近客户，还不如在杜塞建个办公室，就近服务客户。后来我们真在Hansaallee 201号租了个300平米的办公室。看着空空如也的办公室，我发愁了：第一，什么时候才能有这么多人把办公室填满。第二，得赶紧去买办公家具。

如果东方精工实控人和普莱德五位原股东无法达成共识，对方能否通过一致行动协议控制上市公司？深交所曾就这一问题发出问询函。东方精工解释说，普莱德原股东各自保证截至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》签署之日（2016年7月28日）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，将来亦不会签署一致行动协议。因此暂时业绩分歧还不会危及东方精工控制权。

我赶紧收拾了简单的行李，第二天，周六就去了西班牙。去之前，我心想，我们就是堆人，一个站点放一个自己的人，还怕搞不定？真是开玩笑了，华为最不怕的就是人多。结果，我这一去就是三个月。去了后发现，光靠堆人是搞不定的。当时的情况是，到第一天晚上十点了，我们还不知道第二天可以开工多少站，多少站的物料是齐全的，甚至都不知道物料在哪里。我们前期囤的几百个站，配套的光纤、电源线和辅料因为没有工程勘测过，都是统一配置，长了还好办，短了怎么办？那个时候，所有辅料还必须从深圳发货。